案件多为“民告官”

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，不少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“民告官”式的特征。

《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报》（以下简称《年报》）显示，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，而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；对比之下，法人（如俱乐部）作为被申请人的有47例，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例。综合来看，涉及体育纠纷时，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，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人地位。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，引发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。

类似“民告官”案例存在两个明显特点。一是合同、转会纠纷多；二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，法律意识薄弱，往往导致维权困难。

此前，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。俱乐部与其父母签订协议时，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、只有俱乐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；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盾，运动员面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。

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，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，但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。最终，仲裁委促成双方“各退一步”达成协议，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。对这样的裁决结果，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：“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。”

“民告官”多，不意味着仲裁委“拉偏架”。实践当中，需要兼顾各方合法权益。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属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册，引发“一女二嫁”争议，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赛事。仲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时，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，最终实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。

“一方面，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的权利；另一方面，俱乐部长期培养运动员成本高，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走，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。”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说，体育仲裁的作用，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、合理解决冲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足球领域纠纷最为多发。《年报》显示，足球领域纠纷占2023-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86.5%。“足球领域案件范围广、爆点多、串案多。”赵健总结道。

仲裁“主权”需维护

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“破圈”关注，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杨案件一事。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，被禁赛4年3个月，引发轰动。专家普遍认为，事件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，也反映了中国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。

“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专门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性。”袁钢说，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际体育纠纷时因对体育仲裁认知不足、缺乏经验造成了诸多问题，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，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体育法律思维与规则意识。

不少专家还提出，一些外籍运动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会的纠纷，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，外方多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，这意味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管辖权。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，某种程度上是仲裁“主权”问题。

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12位仲裁员中，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位；另设的反兴奋剂仲裁庭中，清一色都是欧美面孔。卢松表示，当下国内体育仲裁人才力量依旧不足，需要继续学习和对接国际规则，不断培养壮大仲裁员队伍。

“要和国际接轨，包括仲裁机构管理、仲裁员选聘、仲裁规则细化等。”韩向飞说，等发展更为成熟、积累更多经验之后，仲裁委“或许能为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”。

在他看来，这是中国体育仲裁大有可为的领域。“未来，我们希望为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”

赵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，他表示，体育争议具有复合性，往往同时涉及商事、劳动、体育等多个领域，不可能同一个争议分为几部分由不同机构受理。“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纠纷，当事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的，仲裁委均可受理。”（完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